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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二下学期上了一段时间就不上了。”当17岁的男孩邹帅（化名）因为一起故意伤害案件成为被告人，接受社会调查时，他清晰地向社工回忆起自己校园生活的转折点。
那是小学五年级的课堂上，坐在邹帅前面的同学说小话，老师认为他是始作俑者，罚他抄课本，“我说自己没说，老师不相信，就加一遍，直至4遍，我就哭了。下课后，我去上厕所，弄了一下桌子，很大声音，老师下来按着我抵到后墙，就吼我。”邹帅说，自此他“不想学了，学了也考不好”。
进入初中，邹帅是班里成绩最差的，他调皮捣蛋，上课睡觉，成为班主任嘴里针对的对象。他自述，“不愿意理老师和同学，任凭老师说，只和班里学习不好的玩。”此后他开始旷课、逃学、文身，在网吧夜不归宿，先后因小偷小摸和打架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直至触犯刑法。
未成年人保护法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共同构成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与犯罪预防的法律框架，其中对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的界定、识别及干预机制有明确规定。学校作为未成年人学习生活的主要场所，承担着早期识别与预防的关键职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于蒙曾表示，许多案件反映，在出现校园欺凌或学生厌学逃学、不良交友等不良行为时，学校未能及时发现、预防和干预，导致学生滑向犯罪或者被侵害。如何更好守住学校保护防线，让“问题孩子”不过早进入社会，日前，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进行了多方采访。
隐性辍学现象突出
“在我接触的案例中，学校是继家庭之后，直接影响未成年人出现偏差行为的第二大因素。”从事司法社工工作15年的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副主任李涵，曾接触过大量涉罪未成年人。她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学校作为未成年人每天都生活在内的社会支持体系，和家庭一样，对未成年人影响深、时长长，“一旦他在其中受挫，或者离开这个系统，没有第二个支持系统承接，就会出现问题。”
李涵服务的涉罪未成年人中，不少像邹帅一样，在义务教育阶段就与学校渐行渐远。其中不少人名义上没有辍学，学籍也在学校，偶尔参加考试。“老师到考试时、到要毕业时还会联系你”，但李涵发现，他们实际上从初一、初二起就长时间逃学，“开学去一下学校，一周后烦了，这学期就再也不去了，然后下学期又去一周”。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副主任苑宁宁将这种现象总结为“隐性辍学”。他在湖南、四川、云南、贵州等地调研发现，大量涉罪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前已实际脱离学校，其中“初二失学”现象尤为突出——一些未成年人接受完初一教育后，感觉未来升学无望，对学习失去兴趣，从初二开始不再到校学习，过早步入社会。实践中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劝学生自愿放弃中考。虽然学籍系统显示其仍在校，但实际上已经脱离学校，只是毕业时到校领取毕业证。
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一所中学任教过的杨涛（化名）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讲述了一名长期隐性辍学的学生的经历。这名学生经常逃学、打架，和社会青年混在一起，还曾到邻县偷摩托车，被当地派出所处理。但每当县里抽考或者毕业考试时，学校会给他打电话，让他一定回来考试。
“他主动给我讲，我真的不想上学，我来就是影响其他同学，你们又要费心思管，我没有一点儿心思在学习上。”杨涛说。
“学籍在校而实际长期缺课、厌学、边缘化的隐性辍学，如同潜藏的裂痕，致使大量未成年人脱离保护视野、滑向犯罪边缘。”苑宁宁指出，这些没有完成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年龄小、没有一技之长、缺乏社会经验，在社会不良因素影响下，容易出现心理、行为异常，从而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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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未成年人的心理需求
是什么让这些孩子主动远离校园？临沂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应用心理学教研室主任胡青发现，其中多数出现了学业受挫的情况，“学习跟不上，找不到自我价值，在学校里缺乏自信和认同感”。
胡青曾于2023年12月，带领团队对临沂市2645名初中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形成了当地青少年社会调查相关变量的基础数据。在此基础上，她对当地观护的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数据对比发现，他们中存在学业受挫情况的占81.94%。
李涵接触的涉罪未成年人也有类似表现，其中不少人对自己能学成什么样，没有期待，不相信自己能行。“有的孩子认为反正我早晚都这样，不如提前挣钱。”李涵指出，这些未成年人往往又没有在社会单独谋生的能力，只能“走旁门左道”。
事实上，处在青春期的少年本能地希望自己被人关注，有被肯定的需求。但由于种种原因，一部分学生在学业评价体系里很难得到肯定和满足，相反受到了否定和批评。
一些孩子不知道如何获得其他人的肯定和瞩目，用了接茬、出怪声等各种方式来吸引老师和同学们的注意。李涵分析说：“他其实不是有计划去破坏规则，但那一刻，他就是觉得那样有意思，因为他太无聊了，其他同学课间或者日常讨论都和学习有关的，他插不上嘴，就像小猫在家等了人一天，需要捣乱，发泄他的精力。”
李涵说，在学校班级管理中，教师往往注重两个指标，一方面是学业上的成绩考核，另一方面则是管理的“守规矩”，要求学生听话、懂事，服从学校的各项纪律管理。这些孩子学业跟不上，为了吸引注意又常常做出“出格”举动，这就使他们通常会成为班级中的“刺头”，与教师关系紧张。
“如果这时家长、老师没有多加关注，他们就去找那些学业都不太跟得上的孩子一起扎堆，如果其中一些已经脱离学校、走上社会了，但还和学校有连接，就成了对还在校的这些孩子的巨大吸引。”胡青对此深有感触，“一旦他们和这些不良朋辈群体混在一起，脱离了学校的监管，也脱离了家长监管，很有可能就会野蛮生长。”
一名涉罪未成年人郑力（化名）向社工回忆，进入初中后，他的成绩一直偏下，初一下学期，上课时感觉完全听不懂。由于上课时和同学聊天、上课睡觉，一个学期里，班主任让他回家反省十几次，“一开始就一天，后来是两三天，最长一个星期，我就在家里待着。”郑力说。初二那年，郑力辍学，在理发店做过学徒，在药房、烧烤摊打过工，在为一起“混社会”的“出头”时，伤害了他人，触犯了法律。
“要让这样的孩子留在校园，需要在细微的管理上下功夫，也需要老师倾注更多的心血。”胡青说，但这是个悖论——现实中老师通常喜欢学习好的，忽视学习差的。
教育需要更丰富多元的评价机制
教育部2021年印发的《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曾作出要求，义务教育学校应当落实学籍管理制度，健全辍学或者休学、长期请假学生的报告备案制度，对辍学学生应当及时进行劝返，劝返无效的，应当报告有关主管部门。
如何解决隐性辍学现象？在苑宁宁看来，精准防控的前提是实时掌握学生动向，要将“在校清点-缺勤追踪”制度化、责任化。他建议，强化班主任前端哨卡职能，严格执行每日晨午检点名并即时上报异常缺勤；教育行政部门需打通学籍系统与考勤数据，对辖区内无故不到校大于3日、月旷课率达30%等高风险名单自动预警、分层督办；建立教育、公安、民政、社区四方联动的失学快速响应机制，24小时内核实去向，并启动劝返或保护程序，以杜绝人籍分离、放任失管。
另一方面，需要建立隐性辍学倒查问责机制。苑宁宁建议，在低龄恶性暴力案件发生后，回溯教育监管责任，重点核查涉事学生是否曾被标记为隐性辍学、预警是否触发、帮扶是否落实，对故意排挤劝退、敷衍帮扶、瞒报辍学的责任人予以追责，同时追究放任子女长期脱离学校教育而未采取任何措施的监护人责任，以刚性问责堵塞教育防线的溃口。
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校园感受到自我价值。在胡青看来，要在基础教育中引入多元化的评价机制，不只以学习成绩为评价标准。“其实这些孩子身上都有自己的优势，只是大部分时候，他的优势没有被别人看到，逐渐丧失了自信。”胡青说。
“让孩子多一些选择，也让教师有更多的选择。”李涵建议，如果课堂体系还无法变化，能否在教育理念上更多元，让学生有更多的发展方向，“比如爱接茬的孩子，他的思维是很活跃的，老师能否引导他向脱口秀等特长发展，让同学们看到他身上的闪光点，从而正向影响他。”
李涵的实践经验显示，未成年人的很多问题是在情绪影响下造成的，需要倾听和疏导他们的情绪，有时会超过教师的专业能力，或者缺乏足够的精力。她建议，学校建立起支撑教师的社工和心理咨询体系，在日常工作中给教师和学生更多支持。
“破解隐性辍学的核心在于消除教育排斥。”苑宁宁也建议，教育部门应强制推行学业困难学生识别与帮扶制度；要求学校建立学情动态档案，精准诊断学生厌学、掉队的深层原因；推广差异化教学与个性化成长方案，通过分层教学、弹性课程、普职融通实验班、一对一导师制等方式，让每名学生获得适配其能力的成长路径；改革唯分数论的学生评价体系，增加过程性评价、多元化发展指标，重燃边缘学生的自尊与希望。
“教育质量评估需以巩固率、转化率、满意度取代单一升学率，倒逼学校从筛选转向托举。”苑宁宁强调说。
编辑/樊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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